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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前重温南塘村试验
添加时间:2012-5-3   阅读次数:1721  
导语:中国走向民主,应该有一些可以操作的东西。而议事规则,只是提供了一个可能的策略和程序。

华提/文 单位的年轻同事看到我案头放着一本《可操作的民主——罗伯特议事规则下乡全纪录》,大有兴趣,说是正要找这本书看,并说最近谈论此书的人不少。笔者闻言难掩快慰之情,立即把书递过去,借其一看。

关注新闻的人会有印象,三年前有媒体曾经报道过安徽阜阳南塘村在“海龟”袁天鹏推动下试验议事规则的故事,由此形成的“南塘十三条”,是罗伯特议事规则的农村版,在百度词条里可以搜到。《可操作的民主》就是主要当事人对试验过程的记录与思考。

随书附带有光碟,是试验过程的真实影像记录。影像中,那些看起来朴素、土气的村民与城市里来的面皮白嫩的海龟精英一起,操练一百多年前由一位美国将军记录、整理、研究出来的议事规则,那种混搭感,让人一时有时空错乱的晕眩。你会怀疑,这些从城里跑到乡村里的书生所鼓捣的被当地官员调侃为“从美国带回来的两斤民主”,能长出什么样的品种?会不会连累到民主这个“好东西”?

然而,看过书、碟,仔细体味试验过程中的那些细节,放心了,并且感到坐在城市中的自己,其实与那些乡村试验者一道,都学到了东西。

“五四”即将来临之际,重温南塘村的故事,尤感启示良多。

启示之一:民主从改进议事规则开始。

近百年前,孙中山先生写作的《建国方略》由三步书组成,其中的《民权初步》又名《会议通则》,他认为,搞民权的第一步就是让人们知道如何开会。

可惜,百年过去,开会方面,我们进步并不大。中国人开会中表现出的领导人文化、老好人文化、口号文化、造势文化,仍然顽强存在。

机缘与阅历的关系,让袁天鹏致力于在文明古国推广议事规则。

袁天鹏对议事规则发生兴趣,起因于留学美国时参与学校社团的启示。该校的学生自治组织学生活动中心的决策机构是学生议会,其成员在全体学生中直选。袁天鹏入选后发现,学生议会的议事规则,遵循的就是《罗伯特议事规则》,参加按照这个规则的会议,让他深感“晕菜”。

最大的冲击是议会主席的“无能”。按照罗伯特议事规则,议会主席作为会议的主持者,只是会议发言机会的分配者,不能表态,如果他对某个议题确实有话要说,那就必须把主席的位置暂时出让,由别人代行主席职务主持会议,然后再发言。其原理是,只有被限制的权力才有可能是公正的。主持人自己不表态,不发言,才能保证公平。

这与袁天鹏在国内时的经历反差甚大。大学时,身为北京邮电大学学生会主席、团中央表彰的“全国优秀学生干部”,袁天鹏已经初尝权力的甜头。北邮的学生会有一点儿经费,钱怎么用也要开会议一议,但最后方案都要等到他这个主席拍板才能确定下来。但在美国,主席连发言的份儿甚至都没有。

规则在议会中是至高无上的。一开始袁天鹏不懂会议规则,几次会议根本没机会发言就过去了。后来明白过来,所有的人,谁想发言都得先举手,主席同意才可发言。发言都有时间限制;发言不按先后次序,而是一个人说完了之后主席会问:“有没有反对意见?”同时举手的人中间,反对意见优先。发言的时候必须开头先说“我同意”或“我反对”,然后再说理由,以让大家听着容易;发言时,任何人不得打断。如果跑题,主持人会告诉你“跑题”了;发言人必须面向主持人说话,而不是冲不同意见的人发言,以此避免冲突;发言超时会被打断。

在学生议会里,表决是个频繁使用的常规性程序,而不是一个大会闭幕式前最后一项多少有点儿走过场味道的集体大举手。表决,不是一决胜负你死我活的一锤子买卖,而是一个整合大家观点的动态过程,是一种让大家一起动手完善方案、共同影响结果的机制。

民主决策是“少数服从多数”的看法也得到了颠覆。首先,没有“服从”这样强烈的字眼儿,民主是作为一个共同体同进同退的游戏,不是谁让谁服从的简单决定;其次,就算是“服从”,服从的也是决议,而不是人,这决议还必须是按规则共同作出的。

启示之二:民主不奢侈,中国人有条件享受。

在孙中山先生看来,要人民学会做主,人民就要学会怎么去做集体决策,而集体决策的体现就是开会,所以民主就要让人民学会开会。

许多年来,我们熟悉了一种说法:中国人素质低下,实行民主,贿选、暴力、效率低下等问题将会导致国将不国。从南塘村的试验可以看到,即使连文化程度不高的村民,只要进行必要的引导,也会形成良好的议事习惯和能力。鱼总归要在水中才能游泳,站在岸边永远免谈。

议事规则试验的载体是南塘村农民合作社。合作社是个村民维权组织,当地政府发现,让这个组织存在,减少了农民去省里、北京上访的次数,所以包容了它的存在。但是,这个组织的负责人却长期苦于会员们不会开会,开会时,常被三大问题困扰:跑题儿、“一言堂”、野蛮争论。

袁天鹏与同事一起,把罗伯特议事规则做了简写版,结合村民们的日常生产与生活,深入浅出地引导会员们学习如何开会。农民当然并不比城里人笨,通过几天的培训,他们逐渐就了解了怎样开会才最公平、有效率。

为了让农民们易于接受,袁天鹏与同事们一半先用情景剧的方式,把不好的开会方式生动地表演出来,让大家在笑声中发现老习惯的荒谬,再通过非常具体的议题,引导大家讨论,让大家在讨论中自己形成规则。比如,关于上课纪律中可不可以睡觉,经过充分、自由的发言后,表决形成关于上课纪律的规则。

经过这样自由而完整的表达后,几乎所有的“反对派”在讨论结束后都会把对方的观点作为全体的观点来承认。

南塘村村民的表现,说明中国人是有条件享受民主这道大餐的。难怪温家宝总理多次强调,他相信,既然中国人能自己管好一个村,也能管好一个县。显然,这是温总理心目中的中国民主路线图。

启示之三:关于民主,知识分子在大众面前不应有优越感。

难能可贵的是,袁天鹏们作为知识分子,深入基层社会做议事规则试验,但是,他们在农民面前,并不“装”,没有道德优越感。事实上,从他们自己议事时的表现看,关于民主这件事儿,他们也同样需要学习与实践。

对此,他们有非常深刻的自我反省意识:“‘民主’这个词,在中国是非常廉价的,谁都会谈,而且谈起来都是滔滔不绝,大家好像都很懂民主,但是,当一起去做一个事的时候,你发现每个人又都不知道民主应该怎么做。”

他们还认为,中国走向民主,应该有一些可以操作的东西。而议事规则,只是提供了一个可能的策略和程序。

民主并不是一桩浪漫的事情。惟其不浪漫,更需要理性与坚韧。袁天鹏们的南塘试验,值得仔细品味。

(作者为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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